約翰加爾文小傳
(John Calvin１５０９~１５６４)
宗教改革家，尤其是加爾文，提出一項重要的教義，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觀念。因而教會開始從中世紀的神職專權的窒息中走出來。這個教義論及神在創造諸世界時賜給人一個特殊的地位，神也賜人思想和言語去宣揚神創造的榮耀，人代表所有無言無語的受造之物表達對神的感恩。這一靈性亮光還引伸出一個更高的屬靈素質，它回答了教會早期教父曾提出的問題，究竟怎樣纔是基督徒，在加爾文傳統看來，基督徒和世上的普通人表面上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由於基督徒活現福音，在生活中實踐福音的本質，所以基督徒理當是最好的公民，最好的商人，最好的水手，做最好的丈夫、妻子、父親、母親、主人、僕人。因此，十六世紀時，人們公認基督徒的道德行為是最高尚的，十七世紀一位神的僕人亦說："我們就是掃地、打掃衛生間，也是為了神的榮耀。"也正是由於這種源自對神創造之奇妙的敬畏和感恩，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建起了架構。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影響後世既深且巨的屬靈偉人加爾文，卻沒有留下任何按立聖職的證據，我們也許會感到很驚訝，原來他終其一生是個平信徒，他也是個隱藏的人，很少談及自己，以致我們對他的生平知道得很少。我們若把加爾文與人比較，他的神學思想可以和奧古斯丁媲美，是喜馬拉雅山的諸峰之一，列身於偉大的神學家中；而他與神的關系一如使徒約翰，他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永活的神。加爾文屬靈觀的特點：就是他對神的榮耀和神的超越特別敏銳、特別熱衷，他的神論尤其崇高，他的確是一位把自己掩沒在神榮耀裏的忠心僕人。
一、加爾文的生平
加爾文一生中共有三次談及他個人的背景。臨死前他將他生平資料告訴在日內瓦和他一同事奉的長老，在這以前幾年，他最詳細的一次敘述他的生平，記載在他所寫的詩篇注釋的引言中。加爾文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加爾文與詩人大衛的不同，在於詩人大衛在神面前任何時候都會將他所有的情感完全表達出來，而加爾文在神面前只在某些時候才將某些情感表達出來。"加爾文正是在查考詩篇、寫注釋的時候，感到這亦是他談個人生平的時候。
約翰加爾文於１５０９年７月１０日生於法國諾陽（ＮＯＹＯＮ）古城，其父頑固嚴厲，很有野心，曾任諾陽主教之秘書職，與社會名流多有往來。其母秀外慧中，兼敬虔有靈性，在加爾文６歲時就去世，不久父親再娶。加爾文似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親期望自己的兒子受教育，但又覺得在教會工作無錢可賺，所以當年輕的加爾文想接受教會按立的時候，其父卻堅持要他讀法律，因為收入較高。
加氏從小家學淵源，飽受法國式完美之教育，在１５２３年（僅１４歲）以未及弱冠的少年進入巴黎大學深造，他那文采煥發的拉丁文就在那時打下基礎。自１５２８至１５３３年先後就讀澳爾良、勃魯、巴黎三所著名大學。１５３１年父親去世後，專攻希伯來、希臘文及拉丁文經典，受業于法王委派之皇家講師門下。加爾文為人謹慎，沉默寡言，勤於職守，工作按步就班，就學期間以清晰的思辨與邏輯分析的精確為師友所稱道，因其學問進步神速，所以時有被邀請為代理教授，同班同學無不靜聆其教益。這時，他勤奮寫作第一本書是評述辛尼加（Ｓeneca）所著之《論仁篇》，該書於１５３２年４月出版，是一驚人的博學著作，對道德價值也有深刻認識，但加爾文在書中並沒有表現出對當代宗教問題有興趣。
自１５３２年春至１５３４年年初，加爾文經歷了一次"突如其來的轉變"。轉變的原委無法確知，但其經歷的核心是神通過《聖經》對他說話，神的意志必須遵從，宗教信仰從此在他的思想中佔據首要地位，加爾文自己說（未提時日）："由於突然的感召，神征服了我剛硬的心，使它成為可教化的"。這簡單語句無疑隱藏著他內心的長期鬥爭。在另外的地方他說，為著對教會的虔敬，他要有意地反抗自己對更正教（新教）的傾心。但他終於說服了自己，認為對教會的真正忠心包含著"努力糾正它的錯誤"。在此期間，１５３３年１１月１日，加氏的密友科普當選巴黎大學校長，發表就職演說時借用伊拉斯謨和馬丁路德的話，要求改革教會，觸怒當局，加爾文被人嫌疑為這篇講稿的撰寫人，不得不外出避難。而以後（約１５３５年）他為一部法文譯本的新約寫序，其中所用的語句，可以清楚看出他完全承認自己的立場和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國更正教（福音派）是一致的，他說："如果我們從這一國給驅逐出去，請記得全地都是屬於主的，如果我們給拋出地球之外，請記得我們並非給拋出神的國度"正是這一認識的日益深化。１５３４年５月４日他回到諾陽，其間曾被關押，雖不久便獲釋，但法國對他已成為危險的地方。約在１５３５年新年時，他安全抵達新教控制的巴塞爾。
為說明法國迫害新教有理，法王於１５３５年２月發表公開信，指控法國新教煽動無政府主義，這是任何政府都無法容忍的。加爾文感到有必要為受誹謗的同道辯護。為此，他在昂古勒姆匆匆寫成《基督教要義》（一譯《基督教原理》），書前附有一封給法王的信，可謂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學傑作之一。措詞彬彬有禮、典雅莊嚴，對新教立場作了極其有力的闡述，駁斥國王的誹謗，維護新教的信仰。其時，法國的新教信徒，還沒有人用如此清晰明白、嚴謹有力的語言（不難看出他法學訓練的律師纔能）闡述過自己的信仰。該書一出版，年僅廿六歲的加爾文一躍成為法國新教領袖。
以給國王的信為前言的《要義》在１５３６年出版時，遠不如１５５９年他第五版修正後的最後定本那樣完整；但當時已經是宗教改革運動產生的最具條理、最有系統地闡釋更正教教義和新教基督徒生活的通俗著作了，當本書出版數周後，德國的宗教改革家布賽爾致書加氏："主揀選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帶給他的教會豐盛的祝福"。這本書成為詮釋基督教教義的里程碑，是加爾文個人從未意料到的。其實他寫這套書的主要目的，乃是為受逼迫的朋友辯護，他們當中有些是被綁在杆上燒死的，加爾文在書中為他們的死提出抗議，因他們的死是為了純真的聖經信仰，而非迫害他們的人所認為的異端，"在主眼中他們的死是何等寶貴。"
１５３６年，加爾文計劃遁居於施特拉斯堡，為避戰禍，他於７月的某一天宿夜日內瓦，該地改教領袖法雷爾立刻趕到旅舍苦苦勸說，執意留他："你只是隨心所欲想獨善其身，我奉全能神之名，假若你拒絕在此間教會工作，貪圖平靜的研究生活，神將會咒詛這種生活。"加爾文後來也說："覺得神好象從天上伸出大能的手，降大任在我身上，停止我前進我是那樣地誠惶誠恐，沒有繼續我的行程了。"於是加爾文硬著頭皮留下來，同年
因著無法對那些倔強的市民施行訓練，兩位改革家於１５３８年三月相繼離開日內瓦，加爾文遂到施特拉斯堡，在那里加氏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優遊歲月，從事牧會、教導及寫作。認識了許多新教朋友並和改教激進派遺孀波蕾結婚（夫人在１５４９年去世，傷心的丈夫加爾文寫過不少悼亡文章，說她是自己最好的伴侶和賢內助）。在此期間日內瓦的情形紛亂，改教派重新掌權後，經當地行政長官的不斷督促和法雷爾的一再來函勸說，加爾文乃於１５４１年重返日內瓦領導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
加爾文在日內瓦進行的改革有由他草擬了教會律例，作為日內瓦教會的憲章，為其改革宗教會奠定了組織方面的基礎，在這制度下，教會的大部分責任是放在平信徒的長老們身上，另外有一個健全的"牧職"，包括學者教師，那些生活腐敗、怠懶放蕩的人，須由教會長老和牧師等在教會法庭上以愛心勸誡，必要時則加以開除。
一般認為日內瓦的這一種嚴格的訓練是受曾研究過法律的加爾文的重法主義思想所影響，其實，加爾文是在追求使無形教會成為有形的"聖徒相通"，就是他和馬丁路德共同認可信經中所指的"聖而公之教會"，汙穢的罪人以及凡不履行他們的社會責職的，都不許進入這神聖團契或享受作為其憑據的聖餐。這種懲治是為著使聖禮不受侵犯。把日內瓦建成神治邦城，為聖徒相通提供自然環境。從而適用於聖徒的懲訓在獲得民選行政長官的同意下，亦適用于全體市民。那些"沉湎於罪中之樂"放蕩生活的日內瓦人，處在這種封閉夜總會，禁止跳舞、賭博及奢侈裝束的懲訓之下，都畏縮起來了。原來早已規定而沒有執行的條例，現在在明確的原則和教會法庭及議會的督促下，雷厲風行，有好些人受到嚴厲處分；治亂世用重典，這種鐵腕作風一直持續至１５５５年，這位自稱"天性懦弱"的改革家，歷經無數艱險，打敗許多勁敵，讓許多剛強的人無法仿效。
加爾文是一個學院式的學者，沒有路德所具有的對普通人的吸引力。他的聽眾多半為知識分子，在日內瓦要不是因為當地的知識水準很高，他可能失敗。可是由於他之承認平信徒在教會中的重要地位及政治上之代議制度，深得人民信服，其神治政治也就是民主，他清除城裏的汙穢社區，為貧民建設濟貧所，又建設一所舉世聞名的日內瓦學院。日內瓦把新教精粹播向歐洲各地，也吸引各地因信仰遭逼迫的難民趨之若，著名的蘇格蘭改教家諾克斯稱之為使徒時代以來最完美的基督學校。的確，加爾文給新教的一套教義及神學理論可與天主教阿奎那所著的"神學大全"抗衡，他也為著新教各宗派間的合一努力，在他所寫的許多燦爛有力的小冊子和內容豐富的聖經釋義裏，他不斷地衛護及促進新教的主張，以對抗當時羅馬天主教複起的勢力，他還鼓勵經商致富，宣稱執政理財同擔任教會職務一樣，均可視為受命於神，這一精神也影響到近代資本主義的奠基與發展，而加爾文自己卻一生安貧樂道，兩袖清風。每天須應付的日常工作已經是異常繁多，還勤勉不倦地寫出許多有價值的著作，除了他一生不斷在擴充修正的《基督教要義》之外，加爾文幾乎把整本聖經（除了啟示錄）六十六卷都注釋了（其中大部分是在他離世前十幾年疾病纏身的情形下完成的）。此注釋的英譯本就涵括五十五大卷，若再加上他的一大劄信函及檔、教會著作，可謂著作等身。如果路德號稱為"聖經翻譯家王子"，那麼加爾文便是"聖經注釋家王子"了。
繁重的工作打擊了他衰弱的身體。他的巨著多半是別人睡覺或在極度忙碌工作中抽空寫作的。以後一連串的惡疾侵襲了他，躺在床上，他仍然執行他的責任，一直到最後。１５６４年５月２７日當他過世的時候，日內瓦小議會在公告中說："神給他一種崢嶸偉大的特性。"
二、加爾文的氣質與靈性
總括加爾文的懮患一生，在廿五歲的黃金歲月就因信仰的緣故而成為流亡學者了，廿七歲就中斷了學術研究的美夢而被推上宗教改革的舞臺。二年之內得子複失，三十九歲喪偶，加之長期顛沛流離，又牧養由難民組織的教會，食少事繁，巨細靡遺，以纖細的學者性格投身於狂暴的宗教改革洪流，面對各種不斷的反對、攻擊、毀謗及中傷，加上疾病纏身，必須時刻追求由神而來的安慰和保證，由此加爾文內心世界最大的特點就是深深地體會到需要倚靠神。因此，他謹守"神尊人卑"的立場，其神學理念不但對中世紀那些走入抽象思辯迷宮的神學家是當頭棒喝，對現今基督徒也提供了重要的信仰省思。一如馬丁路德所言"神學出於體驗"，加爾文的人生處處烙上了神愛的印記。
加爾文的靈性還表現在其天性裏的敏感、害羞、畏縮的氣質中，幼年的喪母之痛使內向的他本性退縮，總是渴望享受寧靜的生活，所以他對自己的歸主蒙神選召感到非常驚訝。當他開始講道，成為受人歡迎的教師之際，他卻希望能到一隱密之處，脫離人群。隱退的心願達不到，想隱退的地方卻成了公共學校，雖然他願過隱居的生活，神卻讓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不得安寧，反而把他擺在水銀燈下。他在日內瓦遇見很多困難，聽聽加爾文自己說："雖然我承認自己本性懦弱、柔和和膽小，但一開始我就要承擔這些巨風大浪。"從中我們體會到加爾文在神的托咐及話語下單純的順服。曾有一段時期他被趕出日內瓦，那時他感謝神，他終于可以隱藏起來了。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再次被推出來，重返日內瓦，一直到死。他說神似乎藉大衛的一生，帶領他走每一步。這對加爾文是無比的安慰。我們看到正是由於加爾文的軟弱、膽怯和害羞，他才更加體會神的恩典在各方面的確是夠用的，也正是由於他的甘願隱藏，才讓神的榮耀更完全的彰顯人前。
很少人象他這樣毫無保留地信賴神，他決心讓神進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想像中。他所有的人際關系，無論在道德、知識和屬靈方面，無論是個人或社交的，他都讓神居首位。所以加爾文的神學知識是滿有生命力的，是經歷性的，他的屬靈觀和神學深受他對聖經的認識所左右，神的話語提供了客觀的實存，聖靈乃主觀的因素。因此，真正對神的認識，乃是神的話語與聖靈合作下傳達給人的，聖靈光照人心，使人看見聖經的真理。因而導致確信、認罪和明白，遠超過理性的範疇。
我們發現加爾文還強調內向性，即個人和個別的敬虔，但同時亦提醒要逃避主觀性的危險，因為神的話語有其客觀性，他認為神學不僅滿足理性的追求，亦包含在生活中落實真理，他是個忠心耿耿的人，他紀念那些為主犧牲的弟兄，為他們的聲譽提出辯護。他在《基督教要義》這本書中說："我沒有其他的目的，只想讓人知道這些人的信仰是什麼，讓人看到那些破壞他們聲譽之人的邪惡、諂媚和不信"。他反對苦修主義，贊同歡笑生活，實際上他對自己的工作卻抱著一種苦修而不求安逸的精神，他極力稱贊造物主創造星宿的巧妙，卻無瑕停下來欣賞它們。他一生都在不斷地修訂《基督教要義》使其不斷完善，從初版至最後修訂版歷時２５年，篇幅擴充了５倍之多，但"他的教訓自始自終是確定和一貫的"（其友伯撒語）。在最後的修正版，他把這部書修剪到各部分都配合得很好，好象一棵生長均稱的大樹，枝葉繁茂，果實累累，其專心與精益求精是對今天許多基督教領袖一本又一本不負責任之寫作的審判。他的勤勉讓那些關心他的人都奇怪為什麼"有如此堅強高貴心性的人會有如此脆弱的身體"。當他病症加重加多時，仍然"沒有人能勸他休息，即使不得不暫時放下責任（他總是極不情願），也仍然在家裏替訪問他的人解答問題，或口授代筆，不顧及自己的疲勞。"這表示他在實際責任方面是何等認真的一個人。
三、加爾文的教義及其影響
除了上述談及"人人皆祭司"的教義外，以加爾文為代表的改革者還提出一種神學教義--即工作呼召論，有效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十六世紀的改革者說神的呼召有兩種，即"特別呼召"和"普通呼召"。改教者對這兩種呼召的解釋如下，即普通呼召"是指信徒蒙召過信心的生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１１：６），信徒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乃因信而活。然而，在普通的呼召之外，還有特別呼召。比如說，一位姐妹可能蒙召作母親，處理家務；另一位蒙召站講台傳福音；另一位蒙召作科學家，象那些植物學家等等。所強調的正是我們今天福音派的人常常忽略的觀念，即特別呼召乃次要呼召，普通呼召乃首要的。蒙召作醫生、護士、教師等並非主要的，最主要的乃是蒙召作神的兒女，不是站在什麼地位上，乃是要成為神的兒女，我們的身份不在於我們的專業，乃在於我們是否在基督裏。假如人的身份在於他所選擇的職業，這完全曲解了加爾文揀選的教義，他強調的乃是基督徒過信心的生活，比人選擇職業更為緊要，今天的年輕基督徒之所以深受作職業抉擇之苦，乃因他們接受了世俗的看法。今天我們覺得按立人全時間作傳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有嚴肅的儀式，但我們若真正相信"信徒人人皆祭司"的教義，那麼我們亦當有同樣嚴肅的儀式按立護士、秘書、或主婦，因為這纔是揀選的正確意義，即無論我們從事什麼工作，人被按立都是為了榮耀神。
宗教改革者加爾文他們強調一個真理，即人當在蒙召的崗位上盡職。"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傳９：１０）；"懶惰為耶和華行事的，必受咒詛"（耶４８：１０）。因此我們要愛惜光陰，在工作中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改革者加爾文他們又說，我們的呼召包括我們有責任在愛中彼此服侍。這讓人想起馬丁路德說過的話："當基督徒作眾人僕人的時候，他是最自由的"。以弗所書四章一節教導我們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人若重視專業生活過於信仰生活，他就沒有足夠的動力激勵他在專業上的發展。同樣，基督徒羡慕作聖工，治理教會，必須先齊家，否則不適合承擔教會重任。換言之，家庭的治理是首先的，這是改教者們所強調的。
宗教改革時期的情形異常複雜，隨著舊制度的崩潰，亦使人生出非份之想，令當時的道德標准和社會秩序面臨解體的威脅，在這混亂之際，加爾文毅然站起來，負起界定基督教對生命、工作、教會及社團生活的定義，重新發現聖經的教訓和聖靈的能力等問題的關聯，從而提出對當時的歐洲很適切的新建議，幫助當時的人達到一個清晰的異象，建立了被後人稱為"加爾文主義五信條"的教義神學架構：
１、人全然敗壞不能自救，乃是聖靈使人重生，靠神所賜信心稱義。
２、無條件的揀選，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完全出於神至尊無上的旨意。
３、特選的救贖，指基督代死的功勞足夠涵蓋全人類，但實際的果效卻是為"選民"（指蒙揀選的罪人）而設。
４、聖靈有效的恩召或不可抗拒的恩惠，指神的恩典絕對不失誤，凡他所預定得救的人必定蒙恩。
５、聖徒永遠得蒙保守，指凡蒙揀選得救的聖徒必不會從恩典中失落；神的拯救，從一而終，聖徒蒙全能神的大能保守，其救恩永遠不會失去。
所以整個救恩的過程（揀選、救贖、重生）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是出於神的恩惠。因此，是神而不是人來決定誰將是接受救贖恩典的人。加爾文的神學博大精深，絕非有限篇幅所能攬括，他屬靈質素的影響既深且廣，從他留給後人的與當時代各階層人士以千計數的書信往來中可見一斑，乃至其一生傾注心血完成的《要義》，在加爾文來說，他所寫的既是至關重要的神聖事業，就必須用最嚴謹的辭語。我們容易從他的大小作品中領略到那份虔敬奧秘的氣質，難怪有人說他是一位卓越的"精通語言--神的語言和人的語言的人，他對於那為真理服務的語言的力量有著近乎絕對的信念，而他自己深深覺得其能力是建立於聖經的能力之上，認為神學家的任務在於闡揚及實行神的話語，加爾文因為有一種基本的、恒久的情感，正如他的朋友伯撒所說的，是一個具有對神完全奉獻之情感的人，所以他心靈活潑，立論有力，他把博覽群書的知識和奇異的記憶力都應用在他闡述弘揚永恆真理上，處處都彰顯神在他這樣一個謙卑隱藏自己的人身上之莫大榮耀。
十六世紀改教家，尤其是加爾文留給後人的正確教義，影響了許多追隨真理的信心偉人，十六世紀末的德國敬虔主義先驅及後繼人把宗教改革帶到了德國的最基層，與此同時，英國出現了清教徒運動，進一步擴大落實了宗教改革的教義，英國人中有不少信徒開始追求過聖潔的生活。英國在十八世紀還有一個注重靈命更新的遁道主義運動，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福音派運動，可算是第四個更新的運動。以上四個更新運動的基礎都建基在宗教改革的教義上。而這改教運動的先賢之一約翰加爾文隱藏自己於神榮耀中的忠心見證，也一直是激勵後人的美好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