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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復興的成果

 

基督教派因為內部激烈的鬥爭而四分五裂。天主教在外表上還能維持一個君主式的統一,可是天主教藉著聖禮和居間的神職制度,長久以來在人和神之間建立起一條鴻溝。基督教派攔阻了信徒之間的交流,天主教派阻攔了人神之間的交通。在天主教裏面長久以來就有一批被稱為奧秘派的人。他們渴慕與神溝通,所以他們就發展出一套默想的生活以及嚴格的操練。在羅馬教中,有許多證據顯明,這一批人受到崇高的尊敬,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被天主教封為聖人。不過有一些時期他們也受到天主教嚴厲的逼迫,特別是在耶穌會那段日子裏。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最著名的奧秘派人物就是蓋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的生命直到如今還是給人祝福和啟發。雖然她最後在巴士提(Bastille)被法國國王拘禁,她的影響力卻不受限制,遠超過地上的圍牆。

基督教派之間的分裂,以及與基督徒之名不符所引起的鬥爭,更激起許多真誠的信徒,心裏渴望能和所有真正是神兒女的人,自由地彼此交流溝通和相交。這樣的饑渴在加菲德·亞諾(Gottfried Arnold,另譯亞爾諾德)(主後1666年到1714)的作品中表達得尤為清楚。他是敬虔運動的果子,也是腓力·史班那的朋友。有很短一段時間,亞諾曾在磯山(Giesen)大學擔任歷史系的教授,後來他放棄教職全心投入寫作之中。亞諾對基督教主流派狹窄不寬容是非常的關切,特別是他們在記載教會歷史上所採取的方式,對那些把當時宗教系統主流以外的事實均全盤抹殺或是抹黑的記載方式尤為關切。他自己是一個歷史學家,他也研究了許多自古以來那些有關“旁門左道教會”的記載,他發現那些都不是公正地根據事實而進行的記載,很多記載皆為因派系之爭而進行的惡意抹黑醜化。主後1700年,他的“公正的教會與異端的歷史”(1mpartial Historyof the Churches and Heretics)一書問世。在這本書裏,他所注重的不是正統組織的發展,而是教會屬靈運動的軌跡。他的書引起了巨大的反應,有人譽之為最有益於人的良書,也有人則貶之為遺害大眾的毒草。可能亞諾確實是相信,在所謂的異端裏有可能比名門正派還有更多的真理(他甚至認為路德派已經成了巴別塔無可救藥了)。但是也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是正確的,因為教會屬靈的延續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今日仍是很少被人注重。

奧秘派最注重他們自己與神之間的相交。他們沒有意識到信徒相聚在一起的交通所有意義的重要性,然而他們強調內在聖潔的影響,以及加上像亞諾這樣的人所提出的,在實際上要使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一起相交的渴望,將帶出一種新的聚會。到了十八世紀,這種聚會在德國、南方一些國家以及英國一帶已很流行了。他們的觀念也許不盡一致,可是他們都認定合一以及成全聖徒,遠比組織教會外面的規範重要得多。他們並不都脫離了他們所屬的教會團體。然而有一些脫離出來的人就一同聚集,他們的聚集被稱為“非拉鐵非”(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愛的意思。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渴望能根據啟示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亮光,呼召所有的真信徒在非拉鐵非;這樣忠心的教會中聯合(3:7-10)。這些群體的見證帶;領了多人歸主,其中一位令我們永遠懷念的,就是寫了許多美麗詩歌的捷合·特斯特金(Gerhard Tersteegen,另譯特爾斯鐵根)

 

莫拉維亞(THEMORAVIANS,另譯摩爾維亞)

 

主後1700年,森辛道夫(Zinzendorf,另譯親岑多夫)男爵出生在德勒斯堡隼斯丹(Dresden)。森辛道夫由他敬虔的祖母撫養成人。森辛道夫從小就熱愛主耶穌基督,他後來在哈勒由奧格斯特·法蘭克(August Francke,另譯富朗開)所建立的學校裏,更多地受到敬虔主義的影響,這些影響對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衝擊。因著法蘭克,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的異象和靈,這些後來對莫拉維亞運動有很大的影響。主後1722年,他遇見一個以前曾是木匠的、名為貴斯琴·大衛(Christian David,另譯:基斯強,或基利司新)的人。當時大衛正在為那些他從故鄉領來歸主的莫拉維亞信徒,尋找一個避難的地方。森辛道夫就邀請他們到他在賽尚尼(Saxony,另譯撒克遜,或薩克森)的土地上安頓下來,於是他們就在那裏建立了第一個村莊,他們稱之為“賀恩莊”(Hermhut,另譯守望堡或紇仁護特)。五年後,他們之間一場苦毒的爭執幾乎拆毀了整個的社區,所以森辛道夫自己才出面接管領導的地位。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好領袖,不僅平息了爭執,神也賜下了復興的火炬,使得他們重歸和好,在整個群眾中帶來了新的靈。莫拉維亞是反對路德派的,但是森辛道夫自己卻是路德派的人,他受到史班那的影響,主張教會中的教會。他們彼此妥協,賀恩莊被稱為是路德派中間的一個獨立社區,並且按立了一位莫拉維亞的弟兄來負責聖禮。後來這樣的妥協終歸失敗,於是莫拉維亞就自己獨立,從此不再從屬於任何宗教派別。

莫拉維亞最令人驚歎的就是他們的世界性宣教。當森辛道夫去哥本哈根(Copenhagen)參加丹麥國王貴斯琴四世(Christian VI)的登基大典之時,他有機會認識了一些來自西印度群島(Westlndies)和格陵蘭(Greenland)的人,從那些人那裏他開始對那些地區有了初步的認識。當他回到賀恩莊時,他充滿了要把福音帶到這些地方以及其他外國之地的熱忱。於是他們就以賀恩莊為基地,進行要把神的話語送到世界遠方各地的事工。主後1732年,一批人去了西印度群島,主後1733年,另外一批人到了格陵蘭。後來陸續有人去東方、非洲以及美洲。賀恩莊成了世界許多地區的中心。那些宣教士走到哪里,就在那裏傳講福音,並且嘗試在那裏建立像賀恩莊一樣的社區。後來事實證明,集中管理成了事工發展的障礙,因此這套系統必須予以修正。加之莫拉維亞弟兄們的強處乃是他們中間有重要屬靈的生命而非死板的社區樣板(社區的樣板使得情形更為困難)。莫拉維亞弟兄的缺點,就是他們忽視了聖經對於教會樣式的教導,從而導致沒有足夠合用的器皿來承載屬靈的生命。在新約聖經中所啟迪的唯一屬靈的樣板就是簡單的教會規則,他適用於普世中各種不同的需要。主後1760年,森辛道夫死於賀恩莊。

 

循道會(THE METHODISTS)

 

主後1735年,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見一批莫拉維亞的宣教士之時,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著宗教的操練以求贏得救贖。但他在莫拉維亞弟兄們身上看到一個對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屬靈生命的品質。這在約翰·衛斯理尋找與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

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兩位弟兄的父母是安立甘派(Anglican)人,他們的父親是安立甘派的監督。(譯注:安立甘派就是英國國教)他們早年的訓練歸功於他們敬虔的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h Wesley)。蘇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個孩子,其中八個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約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為了盡牧養的責任,時常不在家,於是蘇珊娜就負起責任,她常把家裏的傭人和孩子們聚在一起,讀聖經並禱告。因著傭人們的口碑,這個家庭禱告會常常爆滿,有時實在容納不下,只得勸一些人離開。然而,儘管有母親始終如一的良好榜樣,以及不斷的接受神話語的教導,又在誠心的宗教環境中長大,約翰和查理的早年歲月卻沒有救贖的確據。

他們倆人在學習上均十分出色,並雙雙被按立為安立甘教會的傳道人。透過查理在主後1729年於牛津所組成的一個小型俱樂部,我們就能多少看見他們對宗教的觀念。這些俱樂部的會員聚在一起,閱讀一些有益的書籍,參與一些禁食和時常的聖餐一類的宗教操練。他們的觀念就是高級的安立甘派,他們殷勤地想藉著他們的良好行為來獲取救贖。大學裏的人就以“聖潔俱樂部”這樣的名稱來嘲笑他們,或是稱他們為“循道會”,“循道會”這一名稱後來也就用在衛斯理他們的聚會上,不過那時則有完全不同的含義了。

主後1735年,約翰和查理倆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喬治亞(Georgia)。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們遇見了莫拉維亞弟兄們。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國,約翰則一直支撐到主後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國,他的宣教生涯一敗塗地。約翰回到英國不久,弟兄倆人再次遇見正打算由德國經由英國前往喬治亞的莫拉維亞的彼得·包樂(Peter Boehler,另譯彼得博勒)。包樂把因著信心立刻接受救贖的道理講給他們聽。查理後來臥病在床之時,經歷到救恩。幾天以後約翰在倫敦阿德斯格街(Aldersgate Street)參加福音協會聚會的時候,心中本來懷有思想上很大憤怒的,後來卻經歷到神的平安。他這樣形容他的經歷:“我心中感受到一種十分奇異的溫暖,我覺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贖,祂給予我確據。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並且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紀英國的屬靈光景十分低落,上一個世紀的戰爭和鬥爭使得良善消失,道德敗壞。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褻十分流行。社會治安手段非常野蠻,監獄的情形則更是糟糕。人們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麼都知道,什麼也都拒絕。伏泰爾(Voltaire)那些惡毒的觀念塑造了英國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國以後,就塑造了法國人流血革命的思想。愛德華· 季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級的懷疑論者,他撰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十八世紀末期貴格會人的兒子湯姆斯·潘完(ThomasPaine),居然道出殘暴、褻瀆、僭妄的話。唯理主義進入宗教的思想,講道軟弱無力,無聊道德幾乎無人肯聽,就是聽了人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神的子民的聚集相對地少了,就是在聚會裏屬靈的生命也被昏睡的靈所遮蓋。如果一個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來衡量的話,十八世紀可以算是大破產的時期,迫切地需要復興。

  這就是當時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在英國開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個信息纔能把這個國家從沉淪中提拔出來,免於崩潰,那就是罪的信息,藉著信靠基督犧牲的救贖以及聖靈重生。可是一間一間的教會都不歡迎他們,教會都覺得他們太過狂熱。在貝斯托(Bristol,另譯布裏斯多)的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為那裏的教會不歡迎他,他開始在室外向一個煤礦區的工人傳福音,並且帶來了很大的祝福。主後1739年,懷特腓邀請約翰·衛斯理來同工。衛斯理一開始是非常的猶豫。因為他一直是在教會裏面長大的,他從來不以為可以在室外講道,但是許多的機會幫助他勝過了他自己的偏見。他餘生五十多年的勞苦就是從事這樣的服事。

約翰·衛斯理和喬治·懷特腓倆人的服事遠遠超過英國列島,懷特腓就曾六次訪問美國。他們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騎馬,據說衛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騎馬行走之路長達二十五萬英里,其中的危險是不難想像的。在那樣一個充滿暴力的世代,那些傳道人和一些信徒在傳道的途中,時常會遇見土匪,同時所到之處,各地的神職人員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衛斯理毫無畏懼退縮,神也與他同在,有時候聽道的人上萬,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許多剛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淚悔改,得到平安。在聚會中有人深受責備失聲痛哭,並歸向基督。

衛斯理把這些信主的人組織成一個一個的會,第一個是在貝斯托(Bristol),第二個是在倫敦。他一直盼望這些會能夠成為英國官方教會的一部分,然而分離至終仍是不可避免。因為安立甘教會那一套嚴謹的制度容不下循道會這樣充滿了生命力的會。因著對救贖的嚮往,循道會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們都可以持有個人不同的看法,並且他們不讓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爭議。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聚會的地方。

衛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講道,但是那些神職人員對於這個運動毫無興趣,無奈,衛斯理只好使用其他的人來發展這個組織。不過他還是不允許沒有被按立的人來主領聖禮。當循道會來到美國之時,因為沒有聖公會的教堂,循道會的會友無法領用聖禮,於是這就成了問題。衛斯理又無法說服英國教會為美國循道會按立牧師,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這樣,就使得他的會和官方完全分離。在英國的傳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宗派。

衛斯理髮展出一個組織叫做“大會”來控制整個的運動。他把工作分成許多的“圈圈”,每一個“圈圈”有他的監督,在監督之下又有一些巡迴的傳道人。任何一個在會堂裏講道的人一定要先經過“大會”的核准。由於“大會”是由神職人員組成,他們自然很看重他們的權力並且妒忌地保護各樣的特權。這在循道會中各個不同層次的人中間造成分裂,屬靈的衰退後來則影響到整個的運動。如果今日約翰·衛斯理微服尋訪一些循道會的教會的話,很可能不會有教會仍歡迎他,因為他們不會要他的那種“火熱”。

查理·衛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擔許多旅行佈道事工,但是他遺留給教會最大的財富還是詩歌。他一生寫了超過六千首的詩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詩本中會沒有他的作品。查理·衛斯理的詩歌不但表達出極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詩歌並且有極豐富聖經主要教義的解說。主後1788年查理過世,享年八十;約翰則在主後1791年過世,享年八十八。

 

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另譯威特腓德)

 

喬治·懷特腓早年和衛斯理是很不一樣的。主後1714年,他出生在格羅斯特( Gloucester),他的父親是一個客棧的主人,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就過世。生長在貧窮的環境下,他很勉強地維持他的教育。然而,主後1733年,他竟然進入牛津大學,在那裏他經歷了很憤怒的靈魂之旅。他加入了衛斯理的“聖潔俱樂部”?藉著禁食和其他宗教操練以尋求與神的和好。主後1735年,當他讀聖經的時候,亮光顯明出來,他經歷到重生大能的改變。同年他被官方教會按立。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就開始了他傳道的生涯。從一開始,就顯明出他卓越的傳道能力。他處理罪的問題以及他反對官方教會藉著洗禮得救的教導,給他自己招致了許多的譏謗,並且使得很多教會不歡迎他。可是許多人因他的講道而真正得救,大批的人湧來聽他的講道。

儘管喬治·懷特腓是一個安立甘教派的人,而且生長在一個非常強調對著宗派忠貞的時代,宗派對他卻沒有太多的意義。在這一方面,他和衛斯理兄弟很不一樣(衛斯理兄弟一生都無法除去對官方教會的偏愛)。他雖然被英國官方教會禁止講道,然而只要有機會,他就不會放過。他在鄉野之間對著許多根本無法接觸正統教會的人講道。約翰·衛斯理後來也開始室外的佈道大會,就是受懷特腓在貝斯托(Brist01,另譯布裏斯多)向礦工講道的影響才進行的。

懷特腓發瘋似地行遍了英國列島,主後1770年去世之前,他曾經六次到北美洲傳道。他在大西洋兩岸都留下了長遠的屬靈的影響。他的生死之交約拿單·愛德華( Jonathan Edwards,舉另譯愛德華滋)也是大為主用的人。懷特腓的神學是非常偏向景;加爾文派(Calvinistic)的,而衛斯理卻是非常傾向亞美利亞翠派(Arminian)。他們曾經一度因這些歧見而在信件往來上有乎不少矛盾,然而他們之間的友情卻能經受許多的風暴仍然維持得住。兩個人都宣告因信稱義,兩人的講道都是大有能力。許多聽衛斯理講道的人決定去跟隨主。許多聽懷特腓講道的人發現主揀選了他們。懷特腓不像衛斯理那樣成立自己的宗派,但是有許多的人因為他服事的結果而真正在基督的腳前順服。

十八世紀的衛斯理和懷特腓所帶出的復興並不藉著任何宗派成形,因為屬靈的祝福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並不局限於循道會或是安立甘教會。這個復興影響了整個的英國和美國。由社會層面來看,對於當時社會醜惡的虐待行為有了覺醒,人們開始決心起來對付這些問題。例如奴隸買賣制度,監獄的不人道情形。因為基督重生的工作,使得神的愛能照耀在人們的心中,成了這一些改革背後的動力。由屬靈的層面來看,一個對神敏戚的心散播到整個國土上,就結出宣教上的美好果子,產生了偉大的宣教先鋒,像去印度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去中國的若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以及去南太平洋的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同時這樣的復興也預備了去承受即將來臨,回到聖經原則單純的基督徒聚會。十八世紀的復興再一次強調極為需要藉著信心得救的經歷,因為重生是一切其他更進一步啟示的基本。那些寶貴的啟示不會經由組織化的教會、甚至不會經由衛斯理所服事出來的循道會而帶出多少的信息,而是因為衛斯理和懷特腓他們對聖經的尊重影響了多人重生的經歷。

 

羅伯輿傑姆士.海頓(ROBERT AND JAMES HALDANE,另譯若伯特與雅各.哈耳但)

 

蘇格蘭在喬治·懷特腓等人的講道之下曾經有過復興,然而在組織化的教會中,興起的新派阻擋福音的教導,他們不相信聖經是神感所寫的,拒絕神跡,以及主耶穌的神性,他們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偉大的宗教老師。在這種令人沮喪的氣氛之下,有兩個兄弟卻為神所使用而帶來更多屬靈的亮光,他們就是羅伯以及傑姆士·海頓兄弟。他們出生在蘇格蘭一個富有的家庭。倆人均在海軍服役。重生之後,倆人均成為聖經的學生。他們沒有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又沒有被按立,沒有人會認為他們能夠進入講道的事奉。但是他們渴望能傳講福音,他們仰望神開路,神就做了。傑姆士·海頓和一些有相同異象的人一直走到北方的奧克尼群島(Orkneys),只要有機會他就宣講好消息,不管是在教堂裏面,或是在室外。成千上萬的人湧來聽他們講道,聖靈在許多人的心中做深層的工作。

當然不會沒有反對的麻煩。許多人為著一個沒有被按立的人竟敢講道而表示憤怒,特別在官方的教會立法禁止任何沒有執照的人講道,就是去聽這種講道的人都有可能被開除,這就更慫恿了人們反對這些沒資格講道的人。但是神的工作還是繼續往前。海頓兄弟以及他們一同為福音勞苦的同工,看清了官方教會屬靈光景的低落,他們這些認識基督的人,就有緊急的理由,速向失落的人傳講福音。單單只有神尊重他們的服事所帶來的祝福,使得他們對於如何最有效地幫助已經得救的人也成了當務之急。他們已經嘗到官方教會對於他這些沒有執照的傳道人所有不愉快的對付,他們對於官方教會信徒和非信徒的混雜非常迷惑,他們覺得神不能在相交根基缺乏屬靈生命的情形下建立祂的子民。在認知這個事實之下,他們覺得應該離開官方教會,而跟那些在生活上顯出重生證據的人在一起聚集。他們於是就在愛丁堡( Edinburgh)成立了第一個這樣的教會,一開始就有三百人聚會,他們按立傑姆士為牧師。

羅伯和傑姆士·海頓對於主的帶領抱著開放的心態,他們承認聖經是神子民生活上的規範,也是聚會方式的指導。當聖靈賜下亮光,他們就順服,盼望教會能按著聖經而行。當聖經中的原則漸漸地明晰的時候,他們就一點一點地改變。他們開始每一個主日圍繞在主的桌子前聚會,他們只接受信徒的奉獻,任何由聖靈帶領的僕人無論背景如何,他們都願意有交通。

海頓兄弟自己是在長老會的背景下長大的,所以他們原來是給嬰兒施浸的,後來他們看出這樣的做法沒有聖經的根據,因此他們就拒絕再給小孩子施浸。他們自己也再一次領用浸禮。然而海頓弟兄很清楚地看見洗禮並非相交的基礎,他們拒絕把教會裏,受過浸禮和只受點水禮的人分開。他們中間有一小部份人在這件事上堅持己見,最後從他們中間分裂出去,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傷痛。幸好大部分的人仍繼續留下為主做美好的見證。海頓兄弟的服事不僅在愛丁堡建立教會,他們也在其他傳福音有果效的地區建立教會。

羅伯·海頓的服事最遠影響到日內瓦。他一直就盼望能把福音傳到遠方去。主後1816年,他跨渡海洋來到歐洲大陸。在日內瓦神開路,讓他在家中有二、三十位神學生和他一起研讀聖經。日內瓦曾經是許多簡靈亮光的中心,然而不幸的是,他日漸遠離了加爾文以及其他改革家所傳講的真理。一元論主義,給教會的生命帶來致命的打擊。在日內瓦學院的神學生對於神的話以及恩典的教義一無所知。羅伯·海頓發現他們有極大的需要,於是就開始對在他家中聚集的這一群人講解保羅寫的羅馬書。他對羅馬書的注釋到今日仍被人認為是經典之作,這些神學生對海頓品格中的恩慈深感震驚,他們對他在聖經上的知識和他對聖經的信仰更是歎為觀止。難怪神的話語被如此清楚的述說進入他們的內心。他們不但從印出的紙張上讀到神的話語,更從這個屬神的人的生命中看見神的話,宗教當局對於海頓的服事極度不滿,然而他們卻無力禁止他,他們於是就對付那些跟隨這樣信心的人。有一些人被官方教會驅趕出去。於是他們就自己開始聚會來紀念主。在日內瓦,海頓所服事的人中間,有一位特別蒙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給講法文的世界帶來了極大的祝福。他就是金·亨瑞·美傑·迪好賽尼(JeanHenri Merled'Aubigne,另譯碧尼)。一位偉大的教會歷史學家,他流暢的筆法和屬靈的洞見,使他所寫有關改革運動的著作在上一個世紀廣受歡迎。

羅伯和傑姆士·海頓的服事對於在北美洲回到新約原則的運動也有間接的貢獻。十九世紀初,有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坎伯(Alexander Campbell,另譯坎伯爾)的年輕人,當他正準備自己接受長老會的按立之時,有機會在哥那斯哥(Glasgow)接觸到海頓的教導。聽後他只好重新來評估他以前懷疑過的神學立場,結果他發現他必須徹底改變。

亞歷山大·坎伯的父親湯姆±·坎伯(ThomasCampbell)一直是長老會在愛爾蘭的傳道人。主後1807年,亞歷山大·坎伯遷移到北美洲,定居在賓夕泛尼亞州(Pennsylvania)。他在那裏研讀聖經時知道信徒不應該有門戶之見、宗派之分,只應該按照神的話,做為信心和行為的準繩。所以他決定離開長老會。後來湯姆士·坎伯的家人從英國來和他相聚之時,他們父子才發現神的靈分別帶領他們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他們開始一起服事,主後1811年,他們在賓州的布希貼(Bush Run)成立了教會。

諸如此類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肯塔基(Kentucky)的伯通·史東(Burton Stone)也是長老會的傳道人,神也是以相似的方法帶領他,他們的聚會在多處廣被建立。這些以及許多對神忠心的僕人,勞苦的果效一直保留下來。但是宗派的靈還是會死灰復燃,今日一個大宗派稱為“基督門徒”(Disciples of Christ),他們就是當年那些單純的基督徒在賓州的布希帖聚會所留傳下來的。

海頓兄弟的服事讓我們很清楚地看見,只要基督徒願意以一個打開的心志和順服的靈來接受神的話語,他們就會被帶回到新約時代教會聚集的單純中。羅伯·海頓在日內瓦並沒有嘗試要把他在愛丁堡的服事重複一遍。他在日內瓦主要的抱負就是講解聖經,結果一樣會在那些肯讀主話的人中間,把他們帶回到海頓兄弟多年在愛丁堡所看見的亮光之中。──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